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勇士精神”。他曾说：“报纸是现代历史，新闻记者是替现代做历史的一员。因此，对时代应有一种独立的观点和立场。”新闻记者要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不锦上添花，尤其不要为少数‘要人’虚张声势，新闻最忌阿谀谄媚”(7)。然而，他1949年回上海，6月在《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检讨了该报的历史，尤其是反省了近年来坚持“中间路线”，批评过共产党诸事，给自己扣上“跟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走”、“亲美反苏”、“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等大帽子，诚惶诚恐，言过其实，已失去一个独立报人应有的基本立场。自1949年起，虽任历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人大代表，但“晚年的王芸生是在沉痛的自责和极度的困惑中度过的”(8)。

　　 徐铸成在1949年尝试“第三条道路”失败后，终于“向左转”，来到北平接受新政权。《文汇报》1949年6月在上海复刊后，他依然担任总编辑。《徐铸成回忆录》谈道：“无奈解放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举例言之。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因此，我对社论也艰以执笔，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老友李平心兄谅我苦心，辄陪我熬夜，我舒纸半日，尚未能下笔，辄请平心代劳。总计复刊一二年屈指可数之社论，以平心所撰者为多。”(9)由此可见，此时办报之“艰辛”，又非往日可比。

　　 50年代初，徐铸成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和“救报运动”，开会与观光不断，同样也颇“艰辛”。“当时‘三反’、‘五反’运动不断展开，每一‘战役’都事先有具体部署，我奉命参加旁听，自然也要写些遵命的社论和长短文章。”1953年，《文汇报》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要求编辑们学习苏联的“凯洛夫教育法”，徐铸成也只有刻苦钻研。1955年底，“报馆开展了肃反运动，由这位副总编负责。全馆被认为怀疑对象的有六七人，日夜关门交代，批、斗，十分紧张”(10)。1956年3月，《文汇报》宣布停刊。5月，北京《教师报》创刊，徐铸成任总编辑。

　　 50年代初，我国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崛起，人们每日所接受信息也呈喷涌式扩展。作为当前媒体主要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新闻推广已经是公司品牌营销与电商商品售卖的必选推广路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块商机，也有越来越多媒体企业加入到这一行业之中，也会促进这一行业继续繁荣。 很多人在网上购物的时候都会将之前的消费者评价作为重要的参考，这是因为他们在阅读别人的使用体验时会自动将自己带入情境中，想象着自己购买该商品之后将获取的一系列购物效果。正式基于这一心理，著名的小红书平台以及大众点评平台才得以崛起。在消费者的心中，商家与消费者是自然而然的对立方，所以商家的广告是不完全可信赖的。而消费者之间则是一个整体，别人的购买体验与使用体验就有着无比崇高的信赖程度。因此很多商家在发布产品时，将不同试用者对于产品的实用体验一同带给消费者。当然慢慢地也有更多的商家选择实用新闻推广的形式，来讲自己的产品与品牌介绍给广大的消费者。 新闻推广还具有超出其他形式的阅读性。在纸质媒体衰弱的今天，很多人的阅读习惯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去。尤其在一些碎片化时间中，阅读一些片段性文字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在等待开会的前十分钟，在等地铁的时间中，阅读一些吸引眼球、蕴含软知识的文字仍旧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新闻推广便具有这一特性，而且新闻不同于枯燥的新闻排版，格式更加简洁、新颖，内容也更加丰富。完全可以满足企业对于产品与品牌的推广的需求，以及人们乐于由文字阅读中获取知识的体验。 然而新闻推广却并没有那么简单，想要提升产品推广转化率，就离不开实力推广平台的帮助。目前新闻推广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不同类型新闻需要也需要在适合的网站发布才能取得超出一般的效果。媒介精灵可以根据客户的推广需要，将新闻通过各大媒体机构精准传送给目标客户。还可以提供业务场景推广方案、新闻代写、新闻发布等服务，可一站式解决客户所需，告别新闻推广需要东奔西走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