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混乱视听”为由，密令查禁。重庆《新社会日报》被封，国民党令地方“严行查封，并惩处其主持人”。北平《民意》、《急转》被指为“反动刊物”而遭查禁。1930年2月，上海《文艺研究》季刊仅出1期就被查禁。5月，上海以杂文时评为主的《巴尔底山》旬刊被查禁。7月，北平《现社会》杂志仅出1期即被查禁。9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世界文化》，也仅出1期即被查封。10月，上海《出版月刊》被当局以“言论谬误，且备列反动书目介绍销售”的罪名查禁。上海现代书局也遭查封。

　　 国民政府于1930年12月颁布《出版法》，次年出台《出版法实施细则》。《出版法》共六章四十四条。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第十九条规定：“出版品不得为左列各款之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第二十一条规定：“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军事或外交事项之登载。”它对“意图破坏”、“意图颠覆”诸词条，没有明确详尽的界说，实为非常含混模糊之条款，这就为国民党司法当局随意判人以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国民政府还设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进行全面的政治控制，私营新闻事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干涉。

　　 1931年1月底，国民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反动宣传的，要处以重刑。2月，《上海报》主编李求实以及作家柔石、胡也频等23位革命者遇害。“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为严密控制新闻界，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国民党大量吸取法西斯新闻统制思想与经验，效法其“国家至上”原则，利用民族危机，大肆鼓吹和提倡“国家”、“民族”、“国民”等抽象观念，进行所谓“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对凡是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新闻宣传，一律以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由予以取缔和镇压。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前哨》杂志被查禁。

　　 1932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通令取消电报新闻检查：“查言论自由，为全国人民应有之权利，现在统一政府成立，亟应扶植民权，保障舆论，以副喁望，而示大众。”(4)但是，国民政府依然在查封进步报刊，如3月查禁上海左联《十字街头》，4月查禁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刊物《研究》（仅1期），12月查禁左联《文学月报》。国民政府还对《宣传品审查标准》进行进一步增订而予以公布，再次重申“宣传共产主义

　　软营销和硬广告这两个概念有许多不同之处，可以说它们本质上是相同的。从理论上讲，它们只是广告的两种表现形式。就是这样，做好新闻营销的方法和硬广告在整体上没有区别，都是必不可少的创意策划和平台两个方面。不过，虽然如此，但在具体操作上，两者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说到硬广告的创意表现形式，大的会联想到央视广告，小的会联想到街灯杆小广告，那么，新闻营销的创意表现形式有哪些呢？由于借助因特网，与硬广告相比，广告在形式上更加丰富，更加灵活，而且成本更低。举例来说，在电视上投广告，有时间限制，即使只有30秒，成本也已经很高了；而在媒体上投广告视频，就算是一个小时，也不算什么。简而言之，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促使创意所受的束缚大大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策划的具体内容创意可以异想天开，多样的表现形式保证其足以达到，但创意要产生影响力，达到新闻营销的目的，需要策划，需要把策划的具体内容做好。第一，内容策划是营销的主题。它包含着营销的目的，要达到的效果，口号，宣传语，这些都不是难事。接下来，就是选择表现形式和平台了。选择方式的多样化带来选择方式的多样化，同时也带来了选择的负面影响，选择的难度增加，选择的方式错误可能会大大降低实际的效果。如何进行选择呢？重点是结合目标消费者群体的爱好来考虑，比如营销对象是爱好摇滚的年轻群体，那么适合用视频方式，平台为微信或微博。之后是营销实施阶段，每个阶段都要做什么，怎么做，由谁来做，特别是对活动而言。通常遵循“准备、实施、总结”进行划分。第三，实现平台的获取创意策划做好之后，新闻营销的后一步，就是获取实现平台。不需要说明平台的重要性，就像自媒体一样，一百万粉丝和十万粉丝有质的不同。这样的平台从何而来呢？例如，可以与新闻发布平台相互合作。软营销在本质上和硬广告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做好新闻营销其实就是从运营这些不同的角度出发，让创意策划搭建平台，自然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