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从他者的角度审视过去一些“常识性”观念。萨伊德的《东方学》让人们意识到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想象,这其实也是传播中话语权力的一种表现。
为反对压迫,促进人的最终解放,后现代主义者矫枉过正地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传播观念。对“传者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传播是撒播”的思想具有启发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传播是撒播”的主要理论家,均坚守文学批评传统。在文学欣赏中,主体的自觉极容易带来解放,意义的无政府主义带来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其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将会产生何种后果,值得进一步研讨。
提倡多元解读的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虽然文本能被自由诠释,但是这种诠释不是无限的,会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否则就会成为“过度的诠释”,把不合理的诠释与文本牵强附会地结合在一起。哲学家伽达默尔一方面肯定诠释者的偏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主张在复活文本的过程中,在诠释循环中,让作者和读者的视阈慢慢融合。
第六,传播是共享和互动。这个说法是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在20世纪初提出的,他认为传播不是共享思想意识的秘密,而是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詹姆斯·卡里对杜威的定义进行了扩展,认为传播是一个展现和演绎现实的象征性过程,借助传播,人们得以共享阶级、性别身份和信仰等,亦即相同文化的共享。哈贝马斯则认为,通过传播人们可以获得共识,最终达成传播的理想境界——“传播是共享”。
“传播是共享和互动”有三个话语源头: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你”理论;文学批评家米哈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共享理论。对大众传播观念影响最大的是实用主义哲学理论。
马丁·布伯指出,世界与人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我—它”与“我—你”。在“我—它”的关系中,人把周围的人和事物都当成是与“我”相分离的对象、相对立的客体,人用理性和因果性把它们放到时空网络中把握,并以“我”为中心,利用“它们”满足“我”的要求。“我—你”关系中,“我”与“你”是不分离的,是结为一体的,“我”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建立关系,不会用理性来分析“你”,而是以“我”整个的存在、全部的生命来与“你”相遇,“你”超越了时空网络,不再是一个有限存在,而是具有永恒性。“我—你”关系摆脱了相互利用的关系,实现了人的存在价值。尽管这一理论具有浓重的宗教哲学色彩,却给世俗世界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如何真诚地面对他人、面对自然。布伯认为,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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