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给百姓限定职业的制度，但是古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他所出生的家庭决定。血统、家世或者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功名（状元、举人或者秀才）——这些身份标签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对于中国古代的女人而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丧从子，女人的一生就这样为三个男人所界定。家族血缘关系犹如一张网，而“自我”就深陷网中央，“自我”的自由度在古代非常有限。由《花木兰》案例可见，媒体化的传统，使规范相对化了，削弱了权威（事实上好莱坞的动画《花木兰》注入了女权价值），但同时活化了现代人对中国传说的诠释，亦给中外受众自由认同一种几经转化的女性身份。

　　 现代性让“自我”得到释放，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却也使之成了一项工程，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建构。比如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性欲关系需要双方的自我表露和互相发现。而这种自我发现和询问的过程与现代反思性紧密相联的。总而言之，亲密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体现在自我建构成为一个“反思性工程”（a reflexive project），由个人去从事、追求和自我成就，要求将“自我”向“他人”展现，并不断修正（Giddens，1991，1992）。在现代社会，婚姻不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是“个人问题”，由个人自己解决。结与离的过程，既是发现对方，也是发现自我。向对方展现多少自我、保留多少自我，都是自我协商、调试的过程。正如电影《色·戒》中王佳芝心中的千回百转：他是真心的吗？而王佳芝自己又何尝敢确定自己对易先生的感情。那颗硕大的鸽子蛋钻戒是否就能代表男人的真心？佳芝死后易先生的独白到底是真情，是虚伪，还是冷酷？无法确定。这也许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现代性条件下的亲密关系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心、智与情去探索、去维护。

　　 吉登斯（Giddens，1991，1992）对生活方式、生活政治和纯粹关系等概念的探讨，是以“超现代”（high modernity）为背景的。在第一现代中“自我”自由度增大，自我需要在反思和显露中建构和自我实现。而在“超现代”，亦即第二现代，人们开始更多地追求“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即纯粹的现代爱情和现代友谊等。纯粹关系诉求伴侣或朋友间的情感满足，而非外在条件和物质利益等，从而摆脱社会结构束缚。这种关系只有通过彼此表露和承诺才能形成信赖。吉登斯更指出自我形成有赖于抽象系统，特别是专家系统。现代孩子的孕育期有胎教，培育期有早教、幼教，育儿专家的意见往往比孩子祖父母

　　22日下午，在湖北武汉某商场，美团外卖员持刀刺死名创优品员工一事引发公众关注。当日下午警方发布声明证实了此事，并称已逮捕该外卖员，名创优品亦于当日下午发布声明，对被害者家属表示哀悼。 关于此次外卖员杀人案的动机，网络中出现了外卖员因差评而杀人的说法。短时间舆论上升到美团对外卖差评制度的考量，更有网友称外卖差评扣钱制度才导致了外卖员杀人。一时间美图被推倒风口浪尖。 第二天，美团官方发布危机公关声明称，此次事件是因外卖员取货时与店员发生口角而起，并非是差评导致。同时美团表示将承担起责任，查找问题并改进。 外卖员并非自卫而杀人，而是提出是平台内部机制出现的问题，对于杀人凶手持有一种类似理解的态度。查看整个视频过程中似乎皆因外卖工作不被尊重而起，戳中了普通人生活的痛点，公众将愤恨转向了对更为强大的企业方——美团的指责。 事件出现后不知真相的公众会第一时间想到差评，并迅速与平台制度联系，其中所反映的平台缺陷，显而易见，网络中有关王兴应反思的评论也并非无意义发声。 暴力冲突若非差评而起，自应尽快调查清楚，声明公众；但危机事件背后的差评的讨论不可忽视。平台、消费者、外卖员三方主体长期纠缠，背后的制度性问题早已显现。此为顺向推动社会讨论的良机。 外卖员是一个辛苦且容易不被尊重的职业，但在美团平台改进制度、呼吁社会对外卖员等职业保持宽容和理解的同时，是否也该考虑维护消费者的基本权益。要知道公众与平台达成良好的双向理解亦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最佳方式，每个职业都应该被尊重，同样每条生命更应该值得被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