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谈话节目中，嘉宾不是以权威身份指令观众如何去做，而是讲述自己。比如台湾歌手张清芳身为华语乐坛天后，依然有着普通人的困惑，原来她因为长相平凡而苦恼，也曾被嘲笑。她曾经恨嫁；婚后，又以家庭为重，要向先生申请才能在2010年重回台湾开演唱会。观众喜欢看谈话节目是因为他们清楚在现代社会一切只能靠自己，“知道与自己面临相同问题的其他人怎样处理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Bauman，2000，p. 68）。谈话节目给大家提供的正是其他人的处事方式，所以，社会越现代、越个人，谈话节目将越加流行。从固态现代到液态现代的社会变迁，正是谈话节目日益盛行的深层原因。我们之所以要强调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对话就在于只有深刻了解社会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传播。不光是谈话节目，在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媒体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公共领域被重新定义，私人问题日益取代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中被讨论和呈现。比如“艳照门”事件将几个人的男女情欲广而告之，引发轰轰烈烈的公众讨论，但讨论再多也无非是谢霆锋如何对张柏芝不离不弃，阿娇如何挣扎复出。这些讨论并没有在尊重女性及个人隐私权上带来变化，反而由于媒体的示范作用，引得更多类似的“艳照门”事件爆发出来。

　　 鲍曼对消费社会和身体政治的论述也相当精彩。他说第二现代是“瘾社会”，上网成瘾，寻找范例、依赖咨询也成瘾。瘾之背后是永无止境的欲望，所以生活中不乏购物成瘾的购物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鲍曼说液态现代有个无法穷尽的购物清单，唯一不在上面的就是“不购买”。消费主要由欲望而不是需求驱动，其欲望永远无法彻底满足。在液态现代一切事物有被简约为商品的趋势，一切行为归根到底都是购买行为（Bauman，2000，pp. 72-76）。教育在过去包括传道、授业与解惑，在今天教育成为产业，其绩效用学分绩点、学位学历还有毕业薪酬来量化衡量。婚姻在古代是誓约，在固态现代是责任，在液态现代是合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强调朋友能够起到的启迪作用。但今天这种启迪也成为商品，比如心理咨询师、律师、投资顾问等，他们的意见都是需要付费购买的商品。在消费社会里，欲望通过广告等方式被激活和培养，通过购物释放人们虚幻的快感，这种快感能即刻获得，又稍纵即逝，现代人因此沉溺于不断的购物和追逐名牌当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鲍曼对消费社会及消费的论述不甚正面，他认为消费生活中的流动性和弹性并非解放机制，反而起到限制自由的副

　　2月5日晚间，一则大理请把物资还给重庆的信息在微博迅速扩散，在发布的微博描述中，大理市以物资征用的名义截留了一批包括重庆、黄石等地区的医用物资，导致疫情更为严重的前线岌岌可危。 随着微博屏蔽部分信息的行为，公众对于事件的真实度几乎非常信任，并且开始自发地转发、转载来扩散相关信息。
随即，大理市截留的物资发放给房地产协会、闲鱼出现大量来自大理的低价口罩等信息出现，公众对大理市政府的胡作为非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并在2月6日凌晨至2月6日上午各类官方媒体的新闻微博评论中进行刷屏，以期达到公众对此情况的了解以及官方媒体对此事件的重视。
2月6日中午，大理市卫健委针对此事公关回应称口罩已经送到一线，但未曾清晰地明确何处为一线，并且有法律专业人士表示大理市并不符合《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由于1月29日中央曾明确发文地方各级政府不得截留物资，此举被视为大理市政府不遵守中央指示的表现。
2月6日下午，大理正式就此事道歉，表示对造成的影响进行深深的反思与检讨，对相关人员将进行严肃处理，并将退回和补偿相关物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截留口罩，岂有此理！》，重申由国务院统一管理统一调拨的方阵，但从评论来看，民怨难平。 危机公关点评：
一、难过常识关。在同样物资紧缺的现状下，某处购买的物资就应当不设卡、最迅速地送到某处。当然，重庆、黄石病例远远多于大理是再往后的考量，人命并无轻重贵贱之分，但平级之下，物归原主是最符合人心的逻辑。
二、难过道德关。重庆的医护前线物资急缺，而大理则传出口罩发放给房地产协会的消息。大理对于此传闻的回应时间较长，在民意发酵阶段的不在场会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政府与部分组织沆瀣一气的腐败感和对一线医护工作的冷漠感，引发强烈的道德批判。
三、难过法律关。大理市扣留口罩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相关法律，大理市政府只能紧急征用本区域内的物资，无权征用跨地区流动的物资），当下舆论尤其敏感，这恰是检验基层官员精准施政能力的时候。
对大理政府的批判是公众在特殊情况下焦虑感的发泄手段，公众希望的是政府在规章制度内的强动员力和物资供给，希望能够准确、详实地完成应急系统的操作，以及与其他地区的互相帮助，而非互相掣肘以至于无理抢夺。这种乱施政的表象可能会隐藏着其余披着合法外衣的违法行为，尽管政府的出发点是满足自身物资的需求，但是权力界限的不敏感会造成更多的混乱，这也是大理当地人民所担忧的。
这次事件对大理这个极具特色的城市打击是较大的，深层次的讽刺性词汇带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多重意味，会让大理在公众心理、文化和政治层面较难处理。虽然在传统政府工作中，这个反应速度可圈可点，但在特殊时期可能仍然不足。对当前情况下，网络在线人数的突增和昼夜不分的传播效率变化会促使各组织公关思维进行改善。